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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要生命相托,永不言弃吗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

真的要生命相托,永不言弃吗

作者:王一方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

在第六次全国重症医学会议落幕时,某一权威媒体刊出显赫标题——《生命相托,永不言弃》。前半句并无异议,问题出在后半句。如果这只是记者的妙笔生花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要解读为重症医学对社会的承诺,着实让我感到忧虑,甚至不安。

重症医学的服务对象多是生命终末期患者,坚持与放弃都是可能的选项。如果承诺“永不言弃”,就将重症医学逼入一条卒子过河的单行道。这显然与国际重症医学倡导安宁和缓医疗,尊重病家对生命权的自主选择,以生命尊严为优先考量而不以延长生存为唯一诉求的多元声音相悖。

当然,这主题是否为大会主办者的原意也存疑。因为会议之前,我曾受邀入会参加“伦理学单元”,话题是“如何应对各种复杂的ICU伦理境遇”,包括有条件地放弃救助、顺应自然死亡的辩护。我认真地准备了发言提纲,但后来因故错过。会后,我读到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邱海波的报告,题目为《ICU:让病人更安全》,似乎也没有“永不言弃”的意思。

“永不言弃”的确反映了一种当代的社会意识,甚至是一种生命观,其基本点是对死亡的恐惧与拒绝,人人都幻想长生不死,信奉好死不如赖活。这种意识在高技术医疗格局下得到了强化。其实,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是再自然不过的人生节点,相当多的死亡属于生命个体的自然凋零,无需医疗技术的介入。所以说,我们要通过正确的生命教育让人们消除恐惧,学会坦然接纳,顺从自然归途。

同时,我们还要正确看待现代急救技术及人工生命支持系统的功能。一方面,这些高新技术解除了临床上许多可逆性的生命危象,使病人转危为安;另一方面,它也使得不可逆的死亡进程人为地延长,延续了临终者的痛苦,剥夺了他们的尊严,开辟了“不死不活”的生命境地,引发了有关死亡标准、生命尊严、死亡权利和植物人救助的伦理争论。

同时,这一问题也引起健康经济学的关注。现代医疗福利体系不仅面临看病难、看病贵的制度设计难题,还面临着“死不起”的伦理困境。据推测,大多数家庭60%以上的个人财富被用于死前两个月的医疗消耗。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或维持已经衰败的个体生命,价值何在?这不仅仅是一个情感决策的命题,还需要理性思考和评估。此外,“永不言弃”的豪迈气概很容易助长当下社会对医学功能的过度期许和畸形想象。一旦不救,就是医者背弃了诺言,就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使得悉心救助的医护人员置身于道德的审判席上。

因此,危重医学的集体承诺是一件严肃的社会宣示,不仅需要重症医学界的专家从学术上予以细细思量与斟酌,还需要医学哲学家、医学社会学家、医学伦理学家、卫生法学家的参与,给予更缜密的推敲和论辩。因为重症医学除了“让病人更安全”之外,还应该“让病人更有尊严,对生死更澄澈、更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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