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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疾病,要有一份从容

中国古话有“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形容,这一经验之谈已经成为了现在慢性病治疗的目的与国际化标准,已经从过去的“治愈”,转向“有效控制”或“基本控制其发展”,后两种并非大获全胜的结果,并不是医学的退步,更不是医生的推脱,而是一种理智,甚至是一种智慧。

有经验的医生这样躲避伤害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人群中焦虑症的终身患病率为13.6%-28.8%,而住院患者合并焦虑情绪更高达31.2%,焦虑症常见的躯体症状多有心慌、气短、口干、出汗、颤抖、面色潮红等,有时还会有濒死感,心里面难受极了,觉得自己就要死掉了,严重时还会有失控感,这类疾病如果不借助心理治疗,仅仅依靠躯体治疗的办法很难治愈,甚至可能成为伤医或者医患纠纷的缘起。余力生说,每年,他都要从他团队收住院的病人中,择出几位去,“他们不适合手术,或者说手术也没用,因为他们的症状是心理引起的,即便做了手术,也还是难受。”余力生没把话说完,但谁都能猜出,因为他有经验,因为他做了这种择除,才可能使他躲过了被伤害。

为什么患者会对医生行凶?

2013年上半年,国内各地被报道出来的伤医事件共12起,涉及急诊、产科、心血管科、儿科等多个科室,平均一个月两起。其中,真正由于精神疾病肇事者并不多,更多的起因是:“为什么没一次扎成功?”“为什么没救活?”“为什么没治好?”这些看似平常的就医心态,很可能就是一次次伤医事件的原因,这些要求或缘起心理疾病,或引起错误的心理预期,不论哪种,都不由分说地将矛头指向了每个接诊的医生,不独五官科。对于即将到位的医院保安,身为科主任的余力生觉得未必管用,“医院每天人山人海,你哪里知道谁是要向医生行凶的?”更重要的是,当病人抱着“必须治愈”的心态走进医院时,真的很难讲,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哪个医生会因为没能治愈病人而成为下一个受伤者?

治病不像修车那么简单

余力生1994年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现在已经是国内知名专家,对疾病乃至生命的不断了解,使他得出了一个无奈的结论:人的疾病和死亡,三分之一是上帝决定的,三分之一是病人自己,剩下的三分之一才轮到医生。“上帝就是遗传,改变不了,病人本身的心理,各种社会因素占三分之一,留给医生可操作空间,只剩下三分之一,我们其实是在‘逆天行道’,去改变的是疾病必然的发展规律,很难保证像修车那样手到病除,即便是名医”。北京一所著名的三甲医院,曾经在耳蜗手术上失败,家长心急,自己花钱请来了余力生在德国的导师,世界著名耳科学家J.Helms教授。手术前,患儿家长向德国专家提要求,因为已经失败了一次,所以这一次一定要万无一失。德国专家听后,当即拒绝了手术,他说,任何医疗手段都有风险,即便是他,也不能保证肯定成功……统计显示,北京协和医院的死亡率和医疗纠纷都是位居前茅的,众所周知,协和医院是中国**医疗机构,难道是因为他们的水平不足才有了如此“业绩”?显然不是,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国内医疗水平**的医院,所以才接受了各地转来的疑难病,危重病,自然少了回天之力,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医学和医生,至少在目前情况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可能为生命打包票。

医生的语言也是药

余力生的病人很多,但他每次的门诊都力争只看20几个,因为要让病人讲清楚,也要把病情对病人们讲清楚,用他的话说是给病人“洗脑”,包括“洗掉”那些不现实的,不科学的生命预期,而这,本该就是医生的本职之一。很遗憾,像余力生这样,舍得腾出时间或者腾得出时间和病人细说的医生,很少。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何裕民教授讲过一个例子,是个老干部,有慢性病,每个月要去医院拿同样的药。挂号分成5、15、50元三种,即普通、专家、特殊专家,但他每次都挂最贵的,他说,“5元的,医生不听我说,也不和我说;15元的,听我说,不和我说;50元的,听我说和我说,所以我就挂50元”。何教授得出的结论是:药不一定装在瓶子里,语言也是药,而后者,正是何教授眼下的新课题:“治疗性教育”。言下之意是,医生对病人的教育,与手术,药物等重,在病人的正确心理预期的设定等问题上,至关重要。这一点,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官员Assal教授一直以来的观点:“疾病的长期教育,被证明是应对慢性病泛滥这一挑战,最关键的策略之一”。

现实世界比我们假想的更残酷

作为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何教授举过一个例子:1965年,美国海军上将斯托克代尔在越战时被俘。作为被俘的最高级别将领,他没有受到任何优待,先后遭受了20多次拷打,直到8年后获释回国。与此同时,关在同一战俘营里的其他美国战俘,大都比他年轻,身体要好,但却早于他死亡了,没能熬到出狱。美国学者问他为什么,斯托克代尔解释说:他们过于乐观了,总觉得圣诞节就可以被特赦,可是节日过后没能如愿,于是又想复活节可以,结果还没被释放……这样失望接着失望,最后郁郁而终。斯托克代尔还讲起发生在监狱的事:由于各自关禁在不同的牢房,大家通过敲墙来鼓励对方,在节日前后用急促的敲击来宣泄情绪,节奏与平日大相径庭,但越来越多的人烦躁地敲着,监狱里喧闹难堪,此后死去的人也日益增多……斯托克代尔惊诧于这个发现,他与狱友约定,每天只在相对固定时间,平和而有序地敲,这样持续了数百天后,果然,很少再有人死亡。出狱后,他得出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一个人不能对未来失去信念,但千万不要盲目乐观,现实世界永远要比我们假想的更复杂残酷。”

“中国式病人”

统计显示,中国的癌症病人,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三分之一是吓死的。后三分之二其实都不是疾病所致,而是因为心理目标的错误设定所致,或者因为急躁而治疗上用力过猛,慌不择路,或者像战俘营中最期待回家的战俘一样,自己错误地设定了一个目标,而且将所有信心和希望寄托在这个目标上,并随着毫无基础的目标一起,沉浮,破灭,很难说,杀医案的凶手当初不是抱定这样的目标来就医的。用何裕民的话说,这是当下社会风气中,“中国式病人”最常见的错误治病心态。暂且抛开我国现有医疗体制弊端对医患纠纷的影响,这种心态,是导致医患纠纷甚至伤医事件的关键。

“基本控制病情”是种治疗智慧

今年7月,由吴孟超、汤钊猷、钟南山、郎景和、胡大一、凌峰、何裕民等十一位院士、教授联名签署《促进临床医学人性化的十点倡议》向社会公布,为近几年来不断发生医患纠纷把脉。这十点倡议中,涉及病人心理安抚的占了三分之一,其中包括“关心病,更关心病人,认真践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尽力为病人提供心理、社会支持”等。在10月27日刚刚结束的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年会上,何裕民的“除了治疗,医生还能给患者什么?”报告,再次引起与会者对从教育角度化解医患矛盾的极大关注,其中不乏伤医事件的劫后余生者,报告特别提出:医生要学会说“病”,说病不仅仅是解释病情,还包括帮助给病人指明下一步“路在何方”。许多病人进医院前,一心想彻底治愈,彻底解决问题,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医生就是“庸医”,就是不负责任,这样的思维逻辑不仅不利于疾病的治疗,更可能成为医患纠纷的“导火索”。从前年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杀死医学博士,到刚发生的温岭人民医院刺死五官科主任,都是因为病人“对治疗结果不满意”,姑且不从道德层面谴责此类“不满意就要杀人”的野蛮行径,这种“不满意”在医学角度上也同样不成立,至少不是理智之举。

“治疗性教育”让生命更从容

这些身居医学顶端的权威们,之所以如此重视心理沟通,重视“治疗性教育”,与其说是更相信情感的力量,不如说是他们比其他人更清楚,医学面对复杂生命时的局限和无能,所以,也比其他人更清楚,在健康的维护中,心理的错误预期会对医疗和康复带来多大影响,以及帮助病人设定正确预期的重要性。何教授有个病人,1998年得了乳腺癌,她知道病情的严重性,所以不敢奢望,战战兢兢地问:“你能不能让我活3个月?因为女儿马上要考高中,我得看着她考进去”。于是,医患二人按照这个目标设计努力,结果,女儿考上了高中,她的癌症并没加重。她又问何:“你能不能保我活3年?三年后女儿就考上大学了,她考上大学我这辈子就行了……”于是,治疗一如既往。3年过后女儿考上大学了,她依旧活着,这个时候她告诉何:“我想看到女儿大学毕业……”就这样,她一直活到今天了。除了找到了肯听她说病,而且准确把握病情,治疗得当的医生之外,她的治疗成功还因为设计了一个合理,不过高的目标,使得治疗和心态都得以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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