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在医生手机微信朋友圈里热转着一段视频,讲述的就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医生迟骋的故事:他的老父亲从外地来看儿子,到医院后看到儿子忙得抬不起头,根本说不上话。老人家只好挂了个号,和儿子见了一面。

   那天,迟医生值夜班。忙了一晚,清晨当他接过下一张挂号条时,习惯性地问了一句:您怎么不舒服?正当他期待患者回答病情时,听到的却是熟悉的声音:儿子,我没有不舒服,就是想让你歇一会儿,喝口水。他一抬头,看见了父亲。当时,这位医生满眼泪水。

   这个感人故事将中国式的“最忙医生”描绘得栩栩如生。大城市知名三甲医院医生——这是中国最忙碌的职业群体之一,就如习近平主席说的,常年处于战备状态。

   但与此同时,有调研数据显示,全国医生的平均门诊量是每天看7个病人。这就意味着,“最忙医生”的背后,必然有大量的“最闲医生”.小城市的小医院常年处于门可罗雀、无人问津的状态,尤其以社区医疗机构及私人诊所的医生为代表,他们的工作量屡创新低,工作闲得发慌,用看报发呆来打发日复一日的无聊时间。

   几年前,我曾经在一个公立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担任过全科医生,亲身体验过这种清闲的滋味。那是一种每天,你看着墙面上的钟一路滴答滴答,干巴巴等待下班的感觉。刚开始,你还把这种清闲当成一种休闲,误以为,工作轻松真好。但时间长了,这种“闲”会变成一种心理折磨,那真是一种不被需要、没有价值、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被抛弃感,再呆下去就会有一种“被”废掉的感觉。最后,我不得不落荒而逃。一些三甲医生一开始转行到社区医疗机构、医学生到社区服务中心就业,都会产生某种类似悲壮的牲感,好像他们眼前即将要跳下去的是一个大火坑——坑你的青春没商量。很多时候,正是被这种“闲得发慌”折腾出的心理阴影。

   “最忙医生”与“最闲医生”两者之间有何逻辑上的联系?

   本来,比较正常的现象是,在诊疗上,有三级分治的机制来分流病人。病人发病,先到全科医生处就医,进行初级诊治。普通常见病的,在社区一级医疗机构就可以解决。病情复杂或危重的,由全科医生对之进行分流,再推荐安排到合适的专科医生或者急诊医生处治疗。经过这种筛选和安排程序,专科医生工作量大大减少,不必要浪费大多的体力和时间在普通病人身上。假设100个来找专科医生的病人,只有5—20个左右是确有需要,那意味着专家或急诊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专科医生把全科医生的活都干完了,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耗费在常见病的诊治上。

   专科医生能干全科医生的活,意味着全科医生的岗位可能是清闲的,不重要的,可以不投入或少投入的。不少基层医院的医生经常抱怨,因为没有病人,所以无事可做,道理很简单,因为你自己很多活都被别人“帮忙”干完了。

   当就医者发现专家连普通常见病和多发病也不“嫌弃”,而且就医成本和普通全科医生几乎无差别,“大医院病”随即就来了。三甲医院专科医生越来越忙,越来越累,但还是无法满足这种不断膨胀的需求。身体精神透支过度,让过劳及猝死的风险大大提高了。全科医生不能替专科医生筛选病人,说明合作和分工是断裂的,竞争过度替代了有序合作。“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是不符合规律的分工安排,猝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医生是环境和制度改革滞后的牺牲品。好的管理是大家一起合作分工,干活不累,效率更高。糟糕的管理是,少数人忙坏累死,大部分人却无事可做。

   三甲医院越忙碌越透支,意味着社区医疗工作量因此大减。“最忙医生”与“最闲医生”,成了一种消极的相互竞争关系。

   对医疗这种职业来说,医生干得太多和干得太少一样糟糕,无论是对患者享受到的医疗服务质量而言,还是对医生自己的身心健康而言,都是一种不负责的安排。一位专家曾经透露,如果是普通门诊,那么医生一天接诊100多个人是很正常的。江苏省中医院普通门诊医生的日门诊量最高纪录为177人。但后来这个记录据说被冲破到192个病人!但同样是在江苏,之前曾经发生过某医院副主任医师上厕所猝死的事件,记者调查发现,这位医生每天门诊量过百人次。

   在英国,虽然医院以公立为绝对主导,但在其服务体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是私立为主体的全科医生。这支全科医生队伍,通过自由执业、能进能出、优胜劣汰,实现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市场化,解决了英国国民九成左右的基础就医需求,让八成左右的国民不用去公立医院排队即可看病,耗费的医疗经费不过8%.

   而在中国,很多基础医疗服务不是由基层医疗机构完成,而是由大医院完成,越是在城市,这种现象越是普遍。某个晚上,一位头疼脑热的病人要就医,往往就直挂三甲医院急诊,这俨然已经成为一种中国式看病的模式。

   所以,三甲医院在不断疯狂扩张,基层医疗机构则不断因此萎缩,所以才产生了两种最极端的产物——“最忙医生”与“最闲医生”,两者都是医改之痛,痛在偏离了理性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