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两章所述我们得知,壮医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早期与汉医几乎是同步发展的,甚至在部分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例如,武鸣县马头乡西周末年至春秋古墓中出土的2枚青铜浅刺针,表明了壮医针刺疗法在这时期业已使用,而且是最早使用的,无怪乎《素问》曰:"九针者,亦从南方来。"可见早期壮医卫生活动是客观存在且较为活跃的。
   从壮族地区考古的情况显示,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医疗活动。医药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这是保证人类繁衍的最基本的需要,甚至动物亦会采药以自救,这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因此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每个民族都应当有自己本民族的医药,在人类活动早期,壮汉还没开始交流,汉医不可能传入壮族地区,因而可知,壮族先民的卫生保健均是依靠本民族的医药来进行的,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生活环境相当恶劣的年代,壮医早期的医药卫生活动显示出了它的重要作用。
   瓯骆地属僻壤,交通闭塞,社会发展缓慢。当壮族文字尚处在萌芽时秦始皇就用武力统一了岭南,随之设置郡县,并且用行政力量来推行统一规范的汉文字,瓯骆民族的原始文字便在萌芽状态中消失了。故在秦至汉魏六朝时期,壮族没有自己统一规范的文字,缺乏文字知识,因而其医疗活动情况,诊疗经验等没能用文字记载下来,只能靠口耳相传,如在壮族地区发现了年代最早的青铜针及银针,未见有文字记载,却是在考古中发现的。这就给我们了解早期壮医活动情况增加了困难,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客观存在。
   古籍中有关壮医药的记载也印证了壮医药的存在及反映了壮医药早期的活动情况。壮医药早期没有专著或经典著作,有关记载散见于各种典籍和地方志、博物志中。
   商周时期.壮族先民地区尚未加入中国版图,但其中有小部分地区同中原发生联系,据古文献记载,壮族先民瓯骆与商王朝已有交往,壮族地区的珍贵药材,这时已部分输入中原如《逸周书·王会解》记载:"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壮族通史》曰:"正南诸古国,均为越人地名,或分支族名……"据专家考证,"瓯",又作"区"、"呕"、"西瓯",是岭南百越中一个古老而强大的部落。瓯之地望,北接"桂国",东与苍梧为邻,西迄桂西、桂西北,南到郁江、邕江、右江一线而与骆越交错。红水河、柳江沿岸为其聚居之地。"桂国",因地多产桂树而得名。其地位于桂北,北到湖南,南迫桂江,西至融江一带,东接苍梧部。"损子",分布于郁江中游一带,夹在瓯骆之间,居地当在今横县、港市、容县、玉林,即今南宁地区东北部、玉林地区及钦州地区部分。"产里",亦称为产国。《泰族僮族粤族考》:"产里,国都于临尘,今广西邕宁县西 ……""百濮",亦称"百越"、"濮人"。为南方古族名,为壮侗语族诸民族先民,分布在江汉云南,或楚国西南。由此可知,"瓯骆"、"越族"早在商周之际已著名于南方。向商朝进贡的珠玑(即珍珠)、玳瑁等物,据考证相当部分具有药用价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壮医药早期的活动情况。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是我国最早记录有医药的古籍,《山海经·南山经》载:"祝馀,其状如韭而青华,食之不饥。""白蕃,其状如谷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饴,食之不怨,可以释劳""迷谷,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佩之不迷。"壮族医药专家覃保霖从壮语音义对上述药物进行考释,指出"祝馀"壮语读为"桂茶";"白蕃"即今之紫苏;"迷谷",壮语训读为草木之母根。壮族民俗,幼儿年弱多病或成人慢性病,常佩治病用之草木根一截,能防病治病。故《山海经》所载药物,亦有壮族地区原产者。